彭德怀元帅为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耿直刚烈的性格在军内是出了名的。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这也被当作了一条“罪名”，“后起之秀”陈伯达攻击彭德怀：“红军时期红3军团的干部就没有不被你彭德怀骂过的……”
只会玩弄嘴皮子的“秀才”哪里会懂得，战争年代，军情十万火急，一道命令关乎全军将士成千上万条性命。胜败只在瞬间，生死只在顷刻，大多数统兵将领都性烈如火，分秒必争的殊死搏杀之际，哪里有时间去慢条斯理地与人讲道理？
1931年6月，第二次反围剿末期，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入福建，连战连捷，横扫千里歼敌无数。就在彭德怀率部回师井冈山根据地途中，国军于6月底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彭德怀得知敌人重兵进攻中央苏区，心急如焚。军情紧急，命令部队昼夜不停急行军，火速驰援苏区根据地。当红三军团到达兴国县高兴圩时，与蔡廷锴率领的第十九路军狭路相逢，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彭德怀与参谋长邓萍带着一个警卫班从后方指挥所一路狂奔赶赴前沿，途中，遇到一群刚从前方撤下来的红军伤员，十几个人坐在山道上休息，挡住了去路。
彭德怀大步奔跑着，还离着老大一截就大声喊着：“闪开，闪开，赶紧闪开！”
就在彭德怀与一名头缠绷带的战士擦身而过时，这名伤员突然一拳打到了彭德怀的脸上，嘴里还骂道：“喊我们闪开？你眼睛瞎了，没看见老子受伤了吗？”
随行的警卫班战士一拥而上，马上把这名战士按住，正要拿绳子捆上……
彭德怀揉着腮帮子喝道：“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捆了？快放了他，我们赶紧走！”
彭德怀一边说，一边揉着脸，和参谋长邓萍继续向前奔跑，一步未停。
那名打了军团长的战士，呆呆地望着从面前奔跑过去的队伍，半晌才回神来：“妈呀，这是军团长呀，我咋把他给打了呢？”
就凭这一拳，这名红军战士如果能幸运地挺过战争年代，可以拿这件事吹一辈子的牛掰了！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实施的肃反，以及长期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的家长式作风，使得部下的眼里只有张国焘。
诸如黄超、李特等将领，对中央红军的态度较为轻谩，但他们却不敢对彭德怀无礼。
这一切，都是源于彭德怀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威望！
1928年7月，彭德怀率部平江起义。11月，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起义部队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转赴井冈山，12月到达江西宁冈新城，与朱毛红军会师，使得井冈山上的革命队伍愈发壮大！
心底无私的彭德怀，上山伊始就主动提出将红5军并入红4军，后来成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时，彭德怀更是力主朱老总出任总司令、毛委员出任总政委，自己则甘愿居于麾下，服从调遣。
如此高风亮节，怎不令人折服！
懋功会师后，野心勃勃的张国焘拥兵自重，他担心的不是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他害怕的是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
懋功会师时，拥兵8万的张国焘，从来不敢在彭德怀面前放肆，他知道，彭德怀是红军的一面旗帜，那是名震全军的勇将，那是敢拼敢杀的金刚！
1935年9月9日，中央红军决定单独北上时，张国焘的心腹李特率兵追来，李特居然敢坐在马上，手持马鞭，声色俱厉的出言恫吓。
可当主席说道：“你莫要吵了，彭德怀同志是支持北上的，他马上就到！”时，李特便立马闭嘴了。
彭德怀顷刻到来，怒目圆睁，手指李特，喝令他下马。
刚才还在气焰嚣张的李特，面对彭德怀的怒斥，也只得乖乖下马，悻悻地立于道旁，一言不发。
彭德怀在军中的赫赫威名，由此可见一斑！
当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陕北时，主席万般感慨地留下了至今九州传诵的那首名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59年9月18日，从庐山回到北京的彭德怀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去电话：
“我不是国防部长了，不适合再住在中南海，请中央办公厅在外面给我找个房子住吧！”
9月21日，彭德怀又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已向中央申请，去工厂当工人，或者去公社做社员，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但中央安排我去中央党校学习，我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学习，再住在中南海显然是不合适的，请求中办管理处给我在西苑附近找所房子，没有任何要求，能住人就行。”
9月26日，中央办公厅管理处在西苑找到了一处叫作“吴家花园”的宅院，位于中央党校的东面。杨尚昆主任亲自去看过，觉得还不错，就给彭德怀打来电话，约彭德怀过去看房子。
彭德怀在电话里说：
“不用看了，就那里吧！那里位置正好，既远离闹市，又靠近党校，我收拾一下，过两天就搬过去，谢谢你了，老伙计！”
9月29日上午，设于中南海永福堂西厢的彭德怀办公室正式撤销，秘书、警卫、护士、公务员与彭德怀依依惜别。
彭德怀身边仅留下警卫参谋景希珍和一名厨师、一名司机，以及斯大林送给他的那辆吉姆车。
9月29日下午，当警卫参谋景希珍在永福堂东厢房的彭德怀卧室内，正准备将那套元帅礼服放进皮箱时，彭德怀说道：
“景参谋，这套衣服就不要带走了，和这些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一齐上交吧，以后都用不到了！”
彭德怀一边说，一边把已经装入箱中的照相机、长筒皮靴、元帅制式呢子大衣、还有金日成将军亲自颁授给他的“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都拿了出来。
彭德怀把两枚勋章拿在手里端详良久后，放到了桌上，说道：
“这些东西也不要带走了，统统上交吧！”
景希珍指着挂在墙上的猎枪问道：“那这把枪呢？”
彭德怀回过头看了一眼说道：
“1944年包瑞德送过我一支同样的枪，我知道贺胡子爱打猎，转身就送给他了。这支是1938年卫立煌访问延安时送给我的，我一直留着做纪念，我现在这个身份，就算送人，别人也不敢要啊，也上交吧！”
彭德怀打开书桌抽屉，问道：“景参谋，书桌抽屉里的那个铁盒子，你收到哪里去了？”
景希珍连忙从另一个皮箱里把铁盒子找了出来，递到彭德怀手上。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把用红绸包起来的左轮手枪，那是抗战时期，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时使用的佩枪。
红绸包裹着的左轮手枪旁边，有一个已经泛黄的牛皮纸袋，纸袋里装着8块银圆。
那是从红军时期就保留下来的，部队分伙食尾子的个人津贴，一直舍不得用，珍藏了几十年，留下来作为纪念的。
彭德怀又是凝视良久，把盒子也放到了桌上，把桌上金日成将军颁授的那两枚勋章拿起来摆在铁盒上，淡淡的说道：
“景参谋，这些东西就都一齐上交了吧！”
1959年9月29日，彭德怀元帅搬离居住了七年之久的中南海永福堂，离去时仅带走六只皮箱，里面装的除了衣物和日常生活用品外，剩下的全是书籍……
自此，彭德怀元帅再没有回到过中南海永福堂！
1962年7月，彭德怀将一摞厚厚的材料交给侄女彭梅魁，嘱咐道：“这些材料非常重要，将来拿出来，可以把我的问题说清楚。”
彭德怀把纸袋一个一个的打开，把材料拿出来，一件一件的清点给侄女看，里面装着的全是文稿，并且已经编好了号：
1、《庐山会议文件》1959年000008号；
2、《彭德怀意见书》原稿；
3、写给中央的“八万言书”第一稿；
4、多份自述、杂记；
5、收到和送出的几封重要信件的原件和底稿；
彭德怀一边清点，一边说道：
“梅魁呀，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我的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的，这些材料再放在我这里，恐怕也是不行了，你替我好好保存。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是对我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到将来可以拿出来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这些东西可以把我的问题说清楚！”
彭德怀送侄女出门时，再次郑重的嘱托：
“这些材料比我的命都还重要，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千万不能遗失了！”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彭德怀的处境更为艰难了，以前可以看的文件，现在统统不给看了，以前偶尔还有几个人会上门来看望他，现在却一个人都不来了。
彭梅魁带着这摞材料回到湖南老家，她甚至没向丈夫张春一和孩子们透露一句，她里三层外三层地用油布把材料包裹好，放进一个瓦罐，用白蜡封好罐口，深更半夜在柴房挖了个坑，把瓦罐埋好后，又在上面堆上了一大堆柴。
1967年，北京专案组专程赶到湖南，把彭家老宅和彭姓亲属的房子翻了个遍，庆幸的是，他们在彭梅魁家的柴房里没有任何收获。
彭梅魁觉到这样的搜查肯定还会有下一次，再把材料藏在家中反而不妥，于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丈夫张春一说清楚，得到了丈夫的坚定支持。
老家的村口，有两座三十年代彭家牺牲的两位烈士的墓园。当夜，彭梅魁和丈夫张春一将瓦罐从柴房挖出来，连夜把它埋进了烈士的墓穴中。
1968年，村里成立乌石公社革委会，随之而来的，就是“破四旧”和拆祠堂。彭梅魁、张春一夫妻俩觉得乡下也不安全了，于是又悄悄挖出瓦罐，专门做了一个带夹层的木箱，把这些珍贵的材料藏在夹层里，带回了北京的家中。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市民都搬到屋外，住进了大街小巷临时搭建的防震棚，彭梅魁不放心这些材料放在无人的家中，她将材料放进一个旧书包，24小时不离身，连睡觉的时候都把书包带缠绕在手臂上。
1978年12月后，黄克诚大将复出担任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彭梅魁觉得是时候了，这些历经了近二十年磨难的材料终于到了可以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1979年1月，这些材料经黄克诚之手转呈中央。此时，距彭德怀元帅去世，已经过去了4年零2个月。
1982年3月，以这些材料中的“八万言书”为主脉，其他材料为基础，由人民出版社整理编辑的《彭德怀自述》公开出版发行。
第一版发行的13万册不到一周时间，就在全国各地的书店销售一空。人民出版社紧急加印200万册，5月份投放市场，不到一个月又全部售罄。
《彭德怀自述》这部书，创下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写回忆录销量的最高纪录。其后多次再版，时至今日，这个纪录仍然无人打破。
后人每每阅读此书，都不禁感慨万千，崇敬之情发自肺腑！
中国有句古话：文死谏，武死战。
战争年代，彭德怀浴血奋战30年，不知几死，经受了“武死战”的考验。庐山会议，彭德怀刚正直言30天，泣血陈书，践行了“文死谏”的忠诚。
丹心照日月，刚正垂千秋！
历史永远记住了戎马一生，呕心沥血，为国为民的彭德怀元帅。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都惦记着祖国和人民！